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19世纪中西贸易的关键情节黄敬斌《光明日报》（2011年03月27日05版）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调综合和整体的研究视野，将越来越多的历史现象和事件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十五六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作了反思和多样的解释，对中国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也予以重新的检讨。仲伟民的新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以下简称《茶叶与鸦片》）一书，以19世纪中西贸易中两种主要的大宗商品：茶叶和鸦片为主要线索，但眼光却不局限于贸易本身，而是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详尽的数据，建构起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其整体特点，同时，该书更将它们置于全球化和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许多以往我们在“国史”和“对外贸易”的学术框架下所不曾考虑到的问题——怎样透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来看待当年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于何方？东西方的“分流”又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茶叶与鸦片》指出，在19世纪逐渐发展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大多数的年头里，占据进出口贸易货值绝对多数的，出口是茶叶，进口则是鸦片。在世界工业化的这个初期阶段，全球贸易的早期发展史上，香料、胡椒、咖啡等地区“特产”或成瘾性物品占据统治地位的模式，在中西贸易中仍然延续着，我们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向殖民地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的贸易模式，其实出现得相当晚。然而，正如布罗代尔所论，在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理想活动场所之前，远程贸易以其高不确定性、高利润率和集中性等特点成为资本主义“自己的家”，因此正是香料、胡椒、咖啡、茶叶等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仍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大历史的组成部分，通过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及后来的各大商行赚取了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得巨额税收。鸦片贸易不但具有同样丰厚的利润，而且是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是茶叶贸易得以持续的关键。“这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及其复杂关系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并使中国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旋涡”。在全球化的起源与推动力量的历史解释上，目前在西方存在两类不同的见解。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发端于欧洲，后来逐步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中国直至19世纪才被纳入这一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则认为，早在18世纪以前，甚至“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存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或“全球经济”，只不过当时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则居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只是由于从美洲得到了大笔金钱，“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才能参与到亚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中来，并最终在18世纪以后取代了亚洲在世界体系中的“火车头”位置。《茶叶与鸦片》比较倾向于沃勒斯坦的理论，它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而且，19世纪茶叶与鸦片贸易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甚至是同“近代经济成长”背道而驰的，中国在19世纪商战和全球化进程中终于成为失败者。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19世纪中西、主要是中英茶叶和鸦片贸易的详细分析，《茶叶与鸦片》一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有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人来到亚洲时，贸易双方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真的是“同质”的？19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中，英国人的优势是否确实展现在“资本主义”上？当然，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一个“标准”定义。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垄断、投机活动来牟取高额利润的资金运营手段，是人类经济生活三个层次中最高的一个级别，它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开来：虽然以后者的存在为基础，但资本主义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和控制市场经济，有能力制订和改变战略、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以牟取最大的利益，它因此是一种“不透明”的经济层次。这样的定义较为具体，在历史学界影响广泛，而且它可能抓住了近代以前东西方经济体系差异的一个关键点：即使是主张“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的彭慕兰也承认，1800年以前西欧和东亚的商业组织，至少在欧洲人看来是最重要的海外贸易部门中，彼此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在19世纪的中英茶叶和鸦片贸易中便体现在：在各个发展阶段，茶叶贸易始终控制在英国的大商人手里：1833年之前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时期，此后也仍然是怡和等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大贸易商资金雄厚、信息灵通、对于贸易的全局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有着清晰的认识。出口商方面，鸦片战争之前广州的行商表面看来颇有资本家的实力和垄断地位，然而不论是他们，还是行商制度解体后面对英国贸易商的大小商人，资金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瓶颈，而且他们对于茶叶贸易的全局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只是被动地满足英国商人的需求。英国人茶叶消费的普及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的主动推销；英国贸易商有意识地通过控制贸易数量来保证高额利润，中国的茶商和茶农则绝无此能力，因此反而经常要遭受亏损。19世纪末期，中国的茶叶出口出现危机，尤其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叶逐步在英国市场上战胜了中国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锡兰茶叶生产模式的优越性所致：大种植园和机器加工的生产方式，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保证了质量。实际上，印度茶叶生产的发展本身，就凸现了19世纪英国的经济体系确实具备强大的“改变战略的能力”。鸦片贸易同样是这种“战略能力”的体现：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同样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且这种业务拓展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填平英国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同时将印度牢牢绑在它的全球体系之中。这些分析让我们认识到，19世纪的中西贸易组织，确实一方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商业体系，而另一方，正如布罗代尔的评价，仅仅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各种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茶叶与鸦片》可谓抓住了19世纪中西贸易的关键情节：要理解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理解东西方的“分流”，也许没有什么比对外贸易中的组织与冲突更直观的了。《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仲伟民著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