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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概述1.以2000年同一天出生的两个南非儿童为例。黑人女孩恩塔比森出生在东开普省（EasternCape）农村地区的一个贫穷家庭，家里距开普敦大约700公里，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白人男孩彼得出生在开普敦的一个富裕家庭，母亲毕业于开普敦附近的名牌大学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2.在恩塔比森和彼得出生的那一天，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无论是种族、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还是他们自己的性别。但是统计显示，这些先天的背景因素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恩塔比森在一岁前死亡的概率为7.2%，彼得为3%，前者比后者高两倍还多。彼得的预期寿命为68岁，恩塔比森为50岁。彼得可望接受12年的正式教育，恩塔比森可望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超过1年。[1]恩塔比森的一生可能要比彼得贫困得多。[2]长大后，她用上清洁的水、卫生设施或上好学校的可能性都小于彼得。因此，这两个孩子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机会从一出生就存在巨大的差别，而这并不是孩子本人的过错。3.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为南非的发展作贡献的能力也存在不同。由于母亲在妊娠期间营养状况较差，恩塔比森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可能也较差。因为社会性别、家庭地理位置、教育条件的不同，彼得获得能够让自己充分发挥天赋的教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即使恩塔比森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在25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构想（例如一种可以增加农业产量的创新方法），她也会发现，要说服银行以合理的利率借钱给她创业，难度要大得多。相反，彼得如果也有一个同样很好的构想（例如为前景看好的软件设计改进版的方法），因为有一张大学文凭，很可能还有一些抵押物，会发现取得贷款要容易得多。南非正在向民主体制转型，恩塔比森有投票权，也就可以间接影响南非政府的政策，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遗留下的机会和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从这样（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到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在南非的彼得和恩塔比森之间，人生机会存在如此惊人的差异，但是与南非平均水平和较发达国家公民之间的差距相比，却又是相形见绌。以同一天出生在一个普通瑞典家庭的斯万为例，看一看他出生时握着一把什么样的牌。他在一岁以内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小（0.3%），预期寿命为80岁，比彼得多12岁，比恩塔比森多30岁。他可能接受11.4年的教育—比南非的平均水平多5年。除了受教育年限的差别，更有教育质量的差别：在八年级的时候，斯万参加一种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学测验，预计分数为500分，南非学生的平均分数却只有264分—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测验分数的中位数，差距超过两个标准差。恩塔比森极有可能永远也上不到八年级，也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测验。[3]5.国籍、种族、社会性别和社会群体造成的人生机会差别极不公平，许多读者的恻隐之心都会油然而生。这种差别还可能导致人类潜力被浪费，以至错失发展机会。正是因为如此，《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对公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6.这里所说的公平，是指在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面，个人应享有均等机会，而且最终不应出现极端贫困的结果。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说，在一些根本性的方面，公平和追求长期富足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和政策（公平竞争环境是指在成为在社会上活跃、政治上有影响力和经济上有生产力的角色方面，社会所有成员都享有类似的机会）有益于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增加公平，在两方面有助于减少贫困：对总体的长期发展发挥潜在的有利作用，以及为任何社会的较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7.公平与繁荣之所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原因可以分为大两类。首先，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是信贷、保险、土地和人力资本的市场。市场失效造成资源未必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例如，有些能力特别强的儿童，例如恩塔比森，可能无法完成小学教育，能力较差的却可以上完大学。农民耕种自有田地时可能比耕种佃田更卖力。有些发展中国家效率较高的初级农产品和纺织品生产者无法进入某些经合组织市场，缺乏技能的贫穷工人前往较富裕国家打工的机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8.当市场缺失或市场不完美时，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影响投资机会的分配。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纠正市场失效；如果无法纠正，或纠正的成本太高，某些形式的再分配（获得服务的渠道、资产或政治影响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9.公平与长期富足之所以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第二类原因是，如果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高，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会产生经济成本。如果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强制执行方面有选择性，而且预算分配主要偏向于有政治影响力者，公共服务的分配偏向于富人，那么中等和较贫穷人群的天赋都无法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从整体看很可能效率较低，并错失创新和投资的机会。在全球层次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发言权很小或根本没有发言权，那么对较贫穷国家而言，规则可能就是不恰当的，并且成本高昂。10.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机会和政治权力不平等对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伤害性更大。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平等陷阱”。来自财富分配底端家庭的弱势儿童与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儿童相比，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也不相同。因此，这些弱势儿童成年后的收入预期也较低。因为穷人在政治进程中的发言权较小，所以穷人与自己的父辈一样，影响公共开支决策以改善自己子女求学所在的公立学校的能力也较低。这样一来，学习成绩差的状况就会周而复始，代代循环。11.财富的分配，与将人、社区和国家划为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形态持续存在，是因为权力的显性和隐性使用会加固经济和社会差别。为了保护本阶层的利益，精英阶层会采用微妙的方式，例如在婚配和亲缘制度上采取排斥性的做法，以及不太微妙的方式，例如恶性的政治操纵或明确诉诸暴力。12.这种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盘根错节的不平等现象，会扼杀阶层间的流动性。这种不平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因此难以破除。精英阶层会将这种不平等固定化，边缘化和被压迫群体则往往会将这种不平等内部化，从而导致穷人难以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因此，不平等陷阱可能相当的稳定，往往代代相传，长期存在。13.本报告凸显出不同形式的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这种方式记述这些不平等陷阱的顽固性。报告用证据说明了就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而言，机会不平等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是有害处的。此外，报告还提出了政策建议，核心是竞争环境公平化这个广泛的概念—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公平以及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公平。如果象恩塔比森这样的孩子所拥有的机会远远少于彼得或斯万这样的孩子，而且这种情况对总体发展进程带来伤害，则通过公共行动来增加那些选择最有限者的机会，是具有合理性的做法。14.首先，有三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虽然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往往可以缩小学习成绩、健康状况和收入方面的结果不平等，但政策的目标并不在于保证结果平等。相反，即使有真正的机会平等，由于喜好、天赋、努力和运气的不同，结果总是存在一些差别。[4]收入差别之所以在促使人们投资于教育和物质资本、促使人们去工作、促使人们冒险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之所以关心结果，主要是因为结果对绝对贫困有影响，而且在塑造机会方面起到作用。15.第二，机会的质量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公共行动的中心应该是资产、经济机会和政治发言权的分配，而不是直接干预收入的不平等。通过增加对最贫穷人群的人力资源投资，以更平等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信息和市场，保证所有人的财产权，以及提高市场的公平性，政策可以从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入手，促进从“不平等陷阱”向平等和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转变。但是经济竞争环境的公平化政策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影响政策议程的能力方面存在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永远得不到反映或代表。如果政策对特权构成挑战，强势集团可能会设法阻碍改革。因此，要增加公平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经济竞争环境公平化的同时，同样要努力推动国内政治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增进全球治理的公平性。16.第三，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在政策层面可能存在各种短期的取舍。人们对这种取舍已给予充分的确认和详尽的记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各种政策的优劣时，所使用的成本效益计算模式（往往是不自觉的计算模式），往往会忽视增进公平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此类效益虽然难以衡量，但确实存在）。增进公平意味着经济运行的效率更高，减少冲突，增加信任，制度更合理，同时对投资和发展方面具有动态的效益。如果忽视这些效益，政策制定者的最终选择就可能不够注重公平。17.但是，根据相同的道理，有意增进公平者也绝不能忽视短期的取舍。如果收入再分配计划对投资和生产的课税过重，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会有损于创新、投资和发展。在公平的名义下推行设计不当的政策，忽视对个人的激励，最终严重影响发展进程，而不是促进发展竞争，这种事例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俯拾皆是。必须掌握好平衡，兼顾个人激励措施的直接成本和促进社会凝聚的长期效益，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18.结合本地情况对政策设计进行仔细的评估，历来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无论是诊断还是政策，都必须完全以公平因素作为核心。这并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框架。相反，这意味着整合和扩大现有的框架：公平是投资环境和还权于民的核心，通过影响制度和具体的政策设计发挥作用。有些人注重公平本身的价值，有些人则主要关心公平在世界银行减少绝对贫困这个使命方面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19.本报告认可公平的内在价值，但目的主要是记述关注公平对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分析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机会不平等的证据。本文分析了一些对机会不平等进行量化的尝试，但我们更多是依据先天特征（例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和出生国家）导致各人群之间结果高度不平等的证据来证明存在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第二部分分析公平的意义所在。除了内在动机之外，这个部分还讨论了两个影响渠道（在市场不完美时机会不平等带来的影响，以及不平等对社会所建立制度的质量的影响）。·第三部分分析如何通过公共行动实现政治和经济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在国内方面，分析了对人力进行投资、扩大司法公正、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享受范围、促进市场的公平性。在国际方面，分析了在全球市场的运行和全球市场运行的管辖规则方面的竞争环境公平化，同时通过提供援助，协助贫穷国家和穷人提高自身禀赋。本概述的其余部分摘要介绍主要的结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20.从平等的角度看，机会的分配要比结果的分配更为重要。但是机会本身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因此比结果更难观察和度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包括多个方面21.机会不平等很难直接量化，但是对巴西进行的分析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大概的说明（第2章）。1996年的收入不平等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来源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四个先天因素的不平等（种族、出生地区、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出生时父母的职业），另一个是其他决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在工人收入的总体差别中，有四分之一来源于这四个先天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在机会的决定因素中，还有其他在出生时已先天决定的因素（例如性别、家庭财富或小学的质量），在这里没有加以考虑。因为在对不平等进行“分解”时没有考虑这些变量，所以这里的结果可以看作是对巴西机会不平等的下限估计。22.然而，先天性（同时也是与道德无关的）因素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未来的收入。教育和健康都具有内在价值，并影响个体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几乎在所有地区的人口中，儿童面对的学习机会和过上健康生活的机会均存在巨大的差别，主要取决于资产拥有量、地理位置或父母的教育程度。各国富人和穷人在享受系列基础免疫服务方面的差别之大，从中可见一斑（图1）。23.在享受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例如埃及几乎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揽子基础免疫服务（左侧），而乍得有超过40%的儿童无法享受这些服务（右侧）。另外，国家内部的差别，可能与样本中各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