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案”――1923年山东临城火车劫案始末

“民国第一案”——1923年山东临城火车劫案始末津浦铁路通车后，外国人成为上面的常客。抱犊崮邮票山上的土匪与外国人质。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水泊梁山妇孺皆知，上世纪20年代，也是在山东，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轰动了世界。他们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津浦线上，制造了号称“民国第一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这伙土匪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三十余名外国乘客和三十名中国乘客，一时间举世震惊。破坏铁路、劫掠火车，看上去有些许美国西部片的戏剧特征，但这伙民国时期的绿林草莽身上的中国本土色彩更为浓重——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他们干出惊天大案的目的却是想被“招安”。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土匪做成了气候，便成为张作霖、张宗昌那样的一方诸侯。一伙以“招安”为目的的劫匪，一场轰动世界的火车劫案，反映出的是当日中国军阀林立“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生态。“蓝钢皮”骤停1923年5月5日，连接中国南北的津浦线上，一辆从江苏浦口开出的“特别快车”正在疾驰。这辆崭新的列车是当时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购置的，车上设施极为考究，车厢为全钢质地，外涂蓝漆，因此又被人称作“蓝钢皮”。精美的设计意味着相对高昂的票价，一般只有中国的上流显贵和外国人才有能力支付。一等车厢的软卧中，坐满了高鼻深目的乘客。其中包括了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此行是要参加中国关税会议。《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亦然在列，他们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由美国红十字会拨款赈济的黄河宫家行礼大会即将召开。鲍威尔来过中国多次，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列车行至半途，他兴致勃勃地向同行者们显摆他的中国知识：火车现在经过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处，这里是很有名的“土匪窝”，他们原先大多是军阀手下的士兵，后来成为散兵游勇，无以为生，便干起了土匪的勾当……这个有几分卖弄的“中国通”，此时还不曾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零距离接触到中国的绿林好汉了。当日凌晨2时许，一阵尖锐凄厉的金属摩擦声响起，那是列车在紧急刹车，车速急速下降。巨大的惯性把很多人甩出了座位，行李物品和乘客们相互砸在了一起。在一片混乱之中，列车脱轨，陷入了路基下松软的泥土，一动不动。车外响起一片叫喊，还夹杂着零星的枪声，鲍威尔把头伸出窗外，想一探究竟。黑暗之中，他刚刚看到一群持枪的人蜂拥冲向列车，一颗子弹就从头顶上“嗖”地飞过去，吓得他赶紧缩回了头。持枪的匪徒们用枪托砸开了厚重的车窗玻璃，随即翻窗冲入了列车，命令乘客们立刻下车。然后，他们便开始搜罗财物和行李。一等车厢中有个叫罗斯曼的英国人，对持枪匪徒进行了莽撞的反击。据鲍威尔回忆，“罗斯曼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砸过去”。土匪举枪便打，罗斯曼倒地身亡。死亡震慑了头等车厢中的几十名外国人，他们再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之举，乖乖地走出车厢。鲍威尔的旅行袋中携带了一支自动手枪，同车厢的法国人柏茹比手中也有一支左轮手枪，他们主动缴了械。土匪们对于这样的合作态度显然非常满意，缴械者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别的男女乘客只能穿着睡衣、赤足被赶下车，鲍威尔二人却被允许穿好衣服鞋袜。“蓝钢皮”上的20名乘警，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逃之夭夭。一些土匪端着枪看守下车的乘客，其他人继续洗劫列车，旅客的行李、邮车的邮包，车上配备的床垫和毛毯，无一幸免，一个土匪甚至将车上的电灯泡也卸下来，塞满了口袋。乘客们以为，这伙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未曾想到，自己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劫掠的最终目标——除了趁乱逃脱者之外，所有中外乘客都被要求排成单行，沿着一条干枯的峡谷向山中进发。列车被劫的事发地是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山东第六混成旅一团一营营长万伯龙很快接到了报告，立刻率部追击。6日10时左右，军队追上了绑匪的队伍，双方发生了交火。但是军队的士兵很快明白，他们枪口直接对着的并非匪徒，而是被推到阵前当“人肉盾牌”的人质，那些外国乘客们还挥舞着白色的毛巾，表示“别打”。投鼠忌器的万伯龙只能下令停火，眼睁睁看着绑匪裹挟着人质遁入深山。被劫的人质到达了终点，绑匪的大本营——山东枣庄抱犊崮。他们被劫的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世界。人质共有外国人39人，被称为“洋票”，中国人30人，被称为“华票”。“利在津浦”盘踞在抱犊崮的绑匪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其头领名叫孙美瑶，官衔是“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如今的抱犊崮是一个森林公园，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若不是山脚下那块描述劫车往事的石碑提醒，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就在这里曾发生一起轰动世界的大劫案。孙美瑶当年只有25岁，和市井小说中描绘的满脸横肉、神色凶恶的江洋大盗不同，他面目白净，颇有几分书生相。前山东省枣庄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文林介绍，孙美瑶共有兄弟五人，他是老五。孙家原本是个殷实之家。但孙美瑶年轻气盛，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绿林中人。当地官府认定孙家“通匪”，以此反复敲诈索贿。一来二去，惹恼了孙氏兄弟，孙美瑶和大哥孙美珠索性真的到抱犊崮落草为寇了。凭借相对雄厚的财力，孙氏兄弟的队伍很快壮大。1922年，孙美珠在行劫傅家庄时死于山东第六混成旅的枪弹之下，孙美瑶成为了新的首领。为报杀兄之仇，孙美瑶对傅家庄采取了报复行动，绑架了傅家庄的大财主赵荣廷。岂料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赵家财大势大，直接找到了山东督军田中玉求援。田中玉马上派兵围住抱犊崮，并下了死命令“拿不下来，军法从事。”孙美瑶的大本营危在旦夕。不过，赵文林告诉记者，其实田中玉的军队并没有围住孙美瑶的主力，只是堵住了通往抱犊崮的大路。孙美瑶的主力早逃到了包围圈之外的山上。但是土匪队伍还是倾向于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活动，抱犊崮的地形又十分有利，孙美瑶等人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老巢，他率部袭击了官军的一个司令部，想要引围困抱犊崮的军队前去救援，但是力量对比悬殊，毫无所获。无计可施之下，孙美瑶派部下朱陶去上海请张聘卿出谋划策。张聘卿是上海青帮辈分很高的人物，在黑道中很有地位。因为同属峄县老乡，他和孙氏兄弟之前便认识，孙氏兄弟常通过他购买军火。朱陶很快带回了张聘卿的回话——“穷干变幻，利在津浦”。“穷干变幻”是句卦辞。据说张聘卿为孙美瑶卜了一卦，“利在津浦”才是张聘卿真正的主意，他让孙美瑶“劫车掳票，迫官军撤围，就抚受编，仿尺蠖之曲”。孙美瑶对这个“围魏救赵”的策略如获至宝，马上依计而行。5月5日晚，孙美瑶率领800人的主力队伍，埋伏在了沙沟山铁路沿线的麦垄之中，静静等待着“蓝钢皮”的到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30人乔装打扮在蚌埠站上车，作为内应。津浦线的一段铁路也已经被拆坏了铁轨。“蓝钢皮”列车行至此处，脱轨而出。孙美瑶率众一拥而上，“大功告成”。策划临城大劫案的张聘卿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研究者据此为临城火车大劫案披上了一丝革命色彩。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名号是孙中山通过张聘卿委派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佐证。纵观孙美瑶的所作所为，实在与革命联系不到一块。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所谓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于1918年，是孙美珠和附近的郭琪才、周天伦等另外4股土匪的头领盟誓组成，孙美珠当上了总司令。在“安民告示”中，“山东建国自治军”称自己的纲领为“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但这伙人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好汉，干得最多的是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一旦赎金没有及时送来，人质便会被砍指、割耳，甚至弃尸荒野。不过，手握上千人武装的孙美瑶，似乎与当时中国多方势力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这也给临城火车大劫案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间。临城劫车案发生时任围剿官军营长的万伯龙后来回忆，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他所在团抓住了一个叫聂成章的嫌疑犯。聂成章招认孙美瑶已被段祺瑞招抚了，自己是受差遣去给孙美瑶送钱。段祺瑞是皖系，刚刚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暂居天津，仍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孙美瑶直接对敌的田中玉，恰恰属于直系。联想到直皖两派的矛盾，这种猜测似乎也非信口开河。这场劫案同样给国民党提供了抨击北京政府、直系军阀的一个契机。1923年5月10日，属于国民党喉舌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庭所属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么巡阅使督军等就是匪首，’这种觉察，从今以后，在各友邦的脑府中，越发鲜明，并且已经直呼出来了。”5月15日，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论临城劫车案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不管孙美瑶背后是不是真的还有更大的幕后主使，临城大劫案把当时中国政局搅得一阵波澜。第一轮谈判临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压力，集中在了名义上主政中国的北洋政府头上，而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正上演着激烈的府院之争。相对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更让他们挠头的是来自外国公使团的强烈抗议。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向北洋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人质、对死亡外国人从优抚恤等。5月7日和8日两天，驻扎在上海的多国军舰纷纷起航前往南京，声称“必要时即行登陆”。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洋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北洋政府慌了神，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了一次紧急国务会议讨论此事，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张绍曾在会后给田中玉发了份态度模糊的电报：“匪势浩大，非跟踪追缴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万全。”这份“你自己想办法”的电报自然不能给田中玉提供什么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态度明确，田中玉也未必会执行——真正能给他下命令的是曹锟。曹锟是直系军阀首领，当时身在保定，正觊觎着大总统的位子。曹锟也“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所以也给田中玉发了份电报：“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洋票”们如愿成为孙美瑶手中的筹码。动武不成，只能依赖谈判这种“和平手段”了，从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绅，不乏想借这场大案建功之人。于是，枣庄迎来了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省长熊炳琦、山东督军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可谓“冠盖云集”。北京的高官，山东本省和临近省份的官员、乡绅，还有各地的新闻记者，咸集于此，旅店、茶楼、饭店，终日客满，甚至连附近地区的小商贩都赶来此地，大捞了一笔。也许是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5月9日，孙美瑶释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们向官方传递了孙的三个谈判条件：围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孙美瑶所有成员要被编为正规军旅部，孙美瑶任旅长；要为孙美瑶部补充枪支弹药。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孙美瑶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谈判，官方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孙美瑶没有出现，他派出了部下周天松作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补充枪支弹药”一条还待商榷外，其余两条都可以接受。匪方答应，将分三批释放人质。事件的解决已露曙光，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吴毓麟忽然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熊炳琦也表示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发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在张绍曾等人的连连“劝阻”下，二人也便“就此作罢”，“满载盛誉”回返北京了。第一次谈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满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对抱犊崮的围困。但是刚刚解困，孙美瑶却忽然变了卦，不仅在官军撤退时开枪射击，还撕碎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声称“正式条件”尚未得到满足，不能放人。孙美瑶的毁约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时的《申报》这样分析：“匪之总首领（指孙桂芝，孙美瑶的叔叔，因在山上辈分最高而被任命为总账房）极愿议和不致另生枝节，讵料其余四山之匪，如孙美瑶等，皆意气横暴，以酿成如此答案，何得凭少数保证而遽释重虏？当时冲突，几至同室操戈。”显然，这是认为孙美瑶的胃口还没有满足。此后孙美瑶的表现印证了这个分析，他把价码一抬再抬。5月17日，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济南，将抱犊崮连同周边鲁南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