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2012年全国高考模拟参考部分财经活页2007年第23期(总第95期)辽宁省财政学会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2007年12月15日本期主题：高考恢复30年[按]1977年12月，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参加了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这标志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正式恢复，到今年12月，整整30个春秋已经过去。30年来，我国已陆续有1000万人通过高考迈入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后又走向社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尚不充足且发展十分不均衡的条件下，高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许多优秀人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就我国国情来看，直到今天，高考仍不失作为不同地区人才交流和作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机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有一定促进作用。我国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取代高考作为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准入机制。然而，传统高考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要求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高考在解决传统不公平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围绕高考指挥棒而得到强化的应试教育正在贻害广大青少年，进而禁锢民族创新的活力，并因此而备受社会各方面的诟病。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高考何去何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家的“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公平正义多做一份贡献，也逐渐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2高考恢复30年来的成就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砸烂旧的上层建筑的疯狂中，我国高考和高校招生于1966年陷于中断，甚至高中也停课“闹革命”，给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严重断档。1972年，高校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由于学习成绩与上大学无关且应届毕业生不在大学招生之列，造成中小学生没有学习热情，知识水平急剧下滑。据调查，70年代初北京最好中学优秀毕业生的数学水平也只相当于60年代初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数学水平，大学招生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高考已走过了30个春秋，进入了而立之年。30年来，中国有约1000万人通过高考进入高等院校读书学习，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后恢复发展的栋梁之才，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力量的中坚。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1977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不足100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是2300万人。1977年，高考录取率是1:29,而2006年是1:2。对于许多普通家庭子女来说，父辈的大学梦在他们这一代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始于1999年的普通高校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同时，随着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入学机会逐渐增多，高校和考生的选择权在扩大，一座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已经架起。在这里，高考既成就了无数莘莘学子的大学梦，又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大学生质量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巨大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1.维护了社会稳定。30年来，通过高考，许许多多工人、农民子弟有机会到大学学习，有机会到大城市甚至国外深造或工作，有机会见识世界，从而改变自己乃至家庭贫困愚昧的状况。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高考机制下，无论谁都可以期望通过这一初始阶段的公平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向社会上一层流动。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比较悬殊的国情下，通过高考制度而维系的这一期望情结对青少年努力学习、遵纪守法，从而对维持社会稳定，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促成了理性价值观的回归。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文盲加流氓的恶劣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促进作用。3.弘扬了科学与民主。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批又一批培养出来的有文化、有3知识、有科学头脑的青年人才有力地弘扬了民主与科学，确保了各类人才的不断积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4.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30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高考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高考，很难想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更难以想象在知识人才匮乏的状态下中国经济社会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惊人成就。据统计，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党政机构、科研部门，还是在企业工厂，或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部门，作为中坚力量甚至是领衔主力的2/3是我国高考恢复以来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毕业生。作为配合我国经济恢复乃至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高考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功不可没。高考制度的时代特征解放前的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大学招生基本上是通过学校自行组织考试来实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实行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制度；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解放后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单独招生——联合招生——统一招生”的三年过渡时期。从1952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按照这一制度安排，各级政府设立招生办，统一组织考试招生，国家制定统一优惠政策，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我国高考制度也由此而确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高考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1952年，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只有50所大学，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以及东部省会所在城市。年均招生能力不到3万人，而同期美国2亿人口却有各类大学300所，遍布美国各地，年均招生能力为40万人。即使在1977年高考重新恢复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善。1977年高考录取率是1:29,而2006年这一比例是1:2，足以看出上大学在当时的条件下十分不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高考制度确保了国家对有限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配置，也使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宝贵知识人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延续。同时，1953年也正是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确立的时期。国家计划体制党政合一、政企合一、政事合一、包罗万象，高等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被包括在计划经济当中，由此也可以解释当时出台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体制原因背景。而1977年高考恢复时期，我国也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1994年后才开始构建。此外，作为中国根深蒂固的书本教学、科举考试，传统教育文化是形成我国高考制度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高考制度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它的时代特征：1.招生考试的主体是政府。在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体制下，高校无权独立招生，只能按照国家计划把招生计划报给政府的教育部门审批，由招生部门统一组织考试，统一组织录取，从而确保国家高等教育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所以，招生考试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高校，全部招生考试均通过招生部门来组织实施，这是传统高考制度的首要特点。42.招生考试属于行政工作。在高考制度下，高校的招生计划必须报请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通过招生部门组织实施，高校本身一般没有自行扩招或减招的权力，同时高校要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招生政策，如对少数民族及落后地区的照顾，不能各行其是。一旦达到提档分数线，只要考生服从学校或专业调剂，都必须给与录取。虽然我国也有《教育法》，但其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教育部门的一些规章条例及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也就是说，高考制度是一种行政强制，不是高校的自主行为。3.“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招生考试和录取的主体均为招生部门而非高校本身，而且招生制度和考试内容统一制定，那么高校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招生，各高校招收的学生基本都是按分数从高到低分段录取，各高校彼此之间很少差别，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4.录取与教学两权分离。在传统高考体制下，招生部门与高校的制度性分工使招生部门代替高校招收学生，从而切断了考生与高校面对的途径。也就是说，在我国，大学招生是行政部门的职能，大学教育才是高校的职能。特别是在大学支出由政府财政负担的条件下，大学也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法人，它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计划的需要。应当说，这种招生与教学的两权分离也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高考恢复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作为计划经济与应试教育的混合体，高考制度赖以存在的许多客观条件已悄然变化，从而使高考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对市场经济和素质教育的不适应，出现了许多问题：1.限制了人才发现，不利于高校发挥优势。由于招生考试的主体是招生部门而不是高校本身，加上招生考试有关规定的统一性，造成高校很难通过招生发现并录取合适的人才，不利于高校按照自身特点去培养大学生，很难发挥各类高校的比较优势，造成资源浪费。2.固化了应试教育，窒息了开拓创新。目前的高考仍然是“高分辨率、选拔性的考试”，而不是基本能力的测试。由于它追求高分辨率，高考中的难题、怪题就不可避免；由于它构成了高校招生的基本途径，以至于高考之前12年的基础教育几乎都围绕着高考进行，由此而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对我国的基础教育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死读书，读死书，单纯追求高分造就了许多高分低能“人才”，结果是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整个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而发明创造则受到压抑，这不利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更有害于民族振兴。3.强化了既得利益，阻碍了教育改革。在高考效应下，一方面，招生部门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形成只能上不能下的刚性局面；另一方面，招生部门和高校在录取分数上对所在城市的照顾性倾斜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即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占新生的20%左右，而其他各省区平均只占1-2%，至于西部落后偏远地区，不仅所占比例微小，而且还有逐年递减的倾向。实际上，像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享有远比农5村及边远地区多得多的公共资源，在目前这种利益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发展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越拉越大，从而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一旦既得利益群体形成，原有的制度机制就具有刚性，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就将变得十分困难。4.助长了教育腐败，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一边是计划体制赋予招生部门招考大权，另一方面是市场效应与日俱增。在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稀缺的情况下，利用权力寻租现象必然会出现。少数党政干部利用各种加分、保送等特殊政策徇私舞弊，行贿受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考个黑洞。一个可怕的苗头是现在的高考舞弊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有些还很微妙地跟地方部门达成默契，前者是为经济利益，后者迫于升学率的政绩压力，这种情况在2002-2004年尤为严重。此外，由于高考效应的存在，高中考入名牌大学学生比例也成了家长关注的热点，一些录取比例高的名牌高中也借机以种种借口收费敛财，大大加重了学生家长负担，也使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日益边缘化，由此而来的是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公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5.消灭了旧的不平等，制造了新的不平